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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大军杀入广州

日期:2018-12-08 18:10

  广州城的现代化建设,吸引大批四乡的农民进城,从前只是本省居民,如今已经扩大到全国,甚至外地人人数已经超过广州人

  不知道把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大军杀入广州,比作十九世纪中叶掘金者蜂拥至盛产金银的美国科罗拉多是否恰当?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号角响遍中国大地,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穷怕了的农民,在土地的禁锢中一下被解放出来,浩浩荡荡奔涌入城,稳坐了广州等一线城市企业的半壁江山。

  进城的农民,虽然也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广州也并非遍地黄金,但能得到温饱,能领到月薪,就是他们多少年来梦里才有的事了。于是,无奈地去认命,本能地去吃苦,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凭体力去打拼生活,便是他们命运的写照。他们打最脏最累最重的工,干有毒有害的活,做巨大“工业机器”中最为人所不齿的“螺丝钉”,他们痛且快乐地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广东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富余。在东起饶平澄海,西至高州信宜,北起乐昌南雄,南至斗门台山的区域内当时的一百多个县市、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将近5000万农业人口,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这些人口的强壮劳动力当中,富余劳力至少占了50%,除了刚刚破茧而出的乡镇企业外,大多数富余劳力无从消化。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流入广州的省内外民工尚不足两万人;1980年上升一倍;1984年增至10万;1985年为12万;而1987年猛增到45万。当时每7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农民!

  农民和城里人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和生活,于是城里人给他们起了一个独特而响亮的名字:农民工。

  1983年前后,广州绢麻纺织厂以50个在当时颇有吸引力的全民固定工指标招工,广告出街半月音讯杳然,最后只得一人问津;广州缝纫机铸造厂从1984年起一直利用报刋街招招工,一如石沉大海;广州染织厂好不容易招来40名待业青年,谁知在参观工厂后竟跑掉一半,体检后又溜一半,试工期间再“拜拜”一半,最后,仅剩下4名坚定分子。

  在广州缝纫机公司等许多企业劳资科的案头上,总堆满一叠叠请调报告,职工天天不厌其烦来磨嘴皮:“放我走吧,科长,日后决不会忘记你!” “我再旷工两个月,看还够不够条件除名!”在厂里磨不行,到家里去泡,靠上头压不行,大包小包往家里塞,以前后门入,如今后门出。当年市劳动局计调处的统计数字显示:1985年第一季度市二轻局职工外流3500人;市纺织总公司外流4400人……全市第一季度国营企业职工外流14000人……

  招工难!职工跳糟!广州的工业企业面临建国后第一次劳动力外忧内困的严峻局面!

  而奇迹几乎同时出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一次偶尔播出一条关于环卫部门招工难的新闻,区环卫队几天内居然收到省内外数百封农民求职信。湖北一个20岁的山区青年,一个月内竟寄出4封。广州第一棉纺厂被特许在广东四乡招工消息一出,梅县、兴宁、台山、罗定、增城、佛岗等70多个县近千名农民旋即应招,农民转眼成为全厂50%的一线生产工;广州多个建筑公司更是收编了一个又一个杀入广州的潮阳、开平、台山、清远农民工程队,将凌乱涣散的“杂牌军”整编改造成“正规军”。一时间,广州的建筑、纺织、冶金、港务、煤炭、化工、橡胶、市政、环卫等企业的劳资人员,突然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在四乡,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而廉价的劳动力仓库!

  这里一切都是灰色的,包括人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上世纪80年代广州硫酸厂磷、复合肥车间。这个在国外落后而在国内属先进的化肥车间,破碎机、焙烧炉、净化塔都仿佛负载过重。130名农民工是车间主力,他们犹如一支灰色的部队,在充满酸和氨粉尘的战场上打滚。

  来自罗定的何兴明,带领12名农民工组成搬运组,负责化肥装袋、缝袋、上膊、搬运。天在下雨,雨水和着硫酸车间流出的废渣,将地面染成暗红。农民工踏着泥泞,在狭小的通道里扛着100多斤的磷肥,在倾斜狭窄的甲板上来回穿梭装车。天冷,他们早把上衣脱光,动作麻利,哼着陈旧的苦力号子,磷肥粉末与身上的汗水混成了酱,鼻子嘴唇眉毛灰白,疲倦的双眼却闪着光,他们周身散发出机械运转时的腾腾热气。

  大货车沉重的车轮碾过暗红的矿渣液体徐徐出厂、进厂。得抓紧时间喘口气,抽支烟了。常加班熬夜,眼睛熬红了,他们毫不理会。计件工,你不干别人干,不怕苦累,最怕没班加,他们身上有的是力气!装一吨就挣1.8元啊!在广州,只要舍得出力流汗,就会有金执(拾),与乡下没法比。负责装袋的何兴明没歇手,装袋缝袋是不能歇手的。从早到午,他已装了整整500袋,足有5万多斤磷肥,这些磷肥是如何被自己一铲一铲机械般地入袋,已记不清了,脑海里只有一堆堆土样的灰,一卡车满了又来一卡车。他俨如一个机器人!手上的指纹掌纹已通通磨平,指节掌心长满了厚硬的老茧,而他今年才满20岁!

  1985年春,刚复员不久的广东潮汕农民陈树生,只身来到广州西郊坦尾垃圾卸场应聘。在区环卫局,劳资科黄科长对他说:环卫这行最脏最累,最被人瞧不起,工资奖金每月加起来只有120元,福利还暂时没有。陈树生用一口浓重潮汕乡音的普通话答道:不错了,一月抵得上家里一年多的收入了。

  一到垃圾场,他立即被铺天盖地的苍蝇和恶臭包围,眼前的一切让他震惊,望不到边的黑压压的垃圾正在雨中发酵、腐烂,方圆170亩的垃圾场,犹如一个偌大无比的臭水潭。成群结队的猪在齐膝深的糊状的垃圾中奔跑刨食,如乌黑的海水泛起片片暗白的沉渣。工人们赤膊在扑脸的臭气中驾着推土车来回碾压垃圾。远处的茅舍茅絮丝丝缕缕,一片凄清。陈树生还未从臭气中缓过神来,又听黄科长在耳边说,食水要到一公里以外的村里去担,这里没有饭堂,只能睡临时搭的简易铺……他犹豫了,但一想起家人,想到每月能挣120元,想起将病儿安顿下来的心愿,他坚定了:再臭再苦也要干!

  他与10名来自各地的农民工在垃圾场落户了。他当了班长,每天,带领同伴们把从广州市区运出来的垃圾碾压填埋,还管修车、修路。他们与拾荒者一道,吃在垃圾场,住在垃圾场,干在垃圾场,久闻而不觉其臭了。

  除夕,广州热闹非凡,垃圾场也格外沸腾。从下午至凌晨,一辆辆垃圾车不断往返于市区与卸场之间。场外喜气洋洋,场内却臭气熏天。节日与他们无缘,他们必须在垃圾上加班加点摸爬滚打。晚上,买来了烧鸡、烧鹅和啤酒,他们忘了满身的汗水和异味,就蹲在垃圾场边破旧的木屋里吃起了团年饭,饭菜虽香,但他们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滋味。夜里饥饿的蚊群又开始空袭,在他们脸上身上轮番攻击……新年的钟声敲响,该收工了,陈树生在垃圾场燃起了鞭炮,火光映红了他们疲乏的脸,大家也终于露出了笑脸。这时,陈树生想起了家里患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而病瘫在床的儿子,想起年迈的父母。其实,钱又能代表什么呢?能买来一家人的团圆吗?也许,这一刻,妻子正盼着他回家,正对着寂寞的四壁,抱着病儿在无声地叹息、流泪……

  1987年秋的一天,当区环卫局长将城市优秀美容师的奖状送到陈树生手上时,这个潮汕农民的眼睛湿润了,奖状、奖品、掌声……这些荣誉,也有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可怜的儿子一份功劳啊!自己的心愿其实并不奢侈:将妻子和可怜的儿子安顿在身边,但是现实告诉他,难!

  1986年,广西有两个青年农民阿成和阿伟,放弃了本想到广州打工的念头,结伴转到当时还属广州管辖的清远新洲一个可自由开采的金矿上,做起了令人垂涎的黄金梦。

  来之前,他俩在村里就听说过矿上的一个故事:一个老农和他的儿子在金矿撞对了矿脉,卖出的矿石连连得大价钱,发达了,但后来矿窿土方坍塌儿子被埋了。阿成阿伟心想,这是他命不好,那矿确实有财可发。于是阿成和阿伟分别向亲戚借了30000元和5000元做本钱,直奔新洲而去。

  凡自由开采的金矿,都活跃着三种人:窿主、氰化主和黄金收购者,只要不是有很大本钱,大多人都会看中搞氰化成本小而大可一搏这一环。阿成和阿伟自然也将眼光瞄准搞氰化。他俩分别买了些矿石,学着人们的做法炼起金来。土法炼金其实是相当烦琐危险的行当,还由于土法技术落后,70%的金子在第一次没有被提炼出来。当初,借得3万元的阿成从一大堆充满希望的矿石里提炼出了金子,高兴得一夜没睡,但一算账,不赚不蚀。他没有泄气,继续活跃在拍买场,但运气确实说不上好,赚不到钱,倒亏了不少精力。他索性不干了,心想要玩就玩大的,他看准了一条有前途的窿,把手上的几万元一下全掷了进去,从氰化主摇身变成窿主。搞开采可不同搞氰化那样急功近利,要有设备、技术,关键还在于管理,阿成的致命之处是不懂管理,且一副未富先骄派头。手下人是靠朋友拉扯来的,纯属一群乌合之众。起先还略有盈余,但很快,就把手头赚的钱吃光,矿石的成金率低自然只能卖低价,他渐渐入不敷出。不久,不得不开始变卖简陋的设备、工具,而那条窿却躺在那儿半死不活,拍不出去。眼看几万元散落咸水海,他惶惶不可终日。一个暗淡的黄昏,无法理清思绪已万念俱灰的阿成,徘徊于新洲堤上,忽然一纵身,跳了下去……

  阿成如此轻率地断送了生命,阿伟全然不知,他只顾去寻自己的梦。他想,纵使玩到尽,也只背五千元的债,大概还有能力还。当初,他跟人买了堆金灿灿的矿石,有人悄悄说,这种矿石未必好。他不信,事实果然如此,两千多元一下子化成灰。经过这次教训,他学精了,物色了一位行家做参谋,低价买了两池不起眼的杂石。这回交了好运,当一小片一小片黄金在氰化物中沉淀下来时,他狂得几乎推翻了那口锅!一年内他由小发到大发,由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变成腰缠几万贯的暴发户。万元户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有人劝他该收手了,命运之神不会总眷顾你。他却说我才刚出手呢!的确,梦才刚开始,矿上腰缠十万贯的人有的是,与他们比,阿伟只是小巫见大巫。

  直至阿伟真正阔起来时,才在一次与大款哥们吃饭聊天时听说当初和他一同到矿上来的阿成自寻了短见,但那时他对阿成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只把这当作那老农和儿子的故事去听。末了,他摇摇头说:唉,是他命不好!

  他叫余福田,家乡在广东大埔,所在的村穷,而他家又是村里最穷的,家中四代九口人:年迈的父母、八十高龄的祖母、妻子和3个尚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无法抗拒因袭的传统,两年前再生了个儿子。他不甘固守那一亩三分瘦田去挨穷,1987年,35岁的他告别了家乡来到广州电筒厂干起了搬运工。

  搬运工虽苦,但再苦也是8小时,况且每月能拿170元工资,在家乡做梦也不敢想呢!余福田高兴得疯了。妻子却来信说,村尾的阿荣也在广州打工,天天加班挣得比你多。电筒厂没班加,想想自己还有大把精力,于是他托人在附近找了一份晚上看管仓库的工作。看仓库要熬夜、收货,但还可偷偷睡上几个小时,余福田觉得非常划算,每月省下房租还多挣80元,天亮回厂还来得及。两份工加起来有250元。他告诉妻子说,自己遇上财神爷了。妻子却又来信说,村头的阿旺在广州承包工程那才叫发呢!他想想也是,跟阿旺比自己算什么啊!但自己还有时间!他利用两份工之余的几个小时,收起破烂来。他买来一辆旧单车,做完搬运工,就沿街收购纸皮烂铁。生意倒也不错,腰里又多了一笔进账。有工友见他每日总是马不停蹄打几份工,就劝他别死挨滥挨了,挨坏自己就迟了。他不以为然,笑笑反问:来广州不就是为挣钱么?每日,他总是脚步匆匆,没时间看一眼广州的街道、宾馆和商场,没时间在屋檐下瞧一眼人家的电视,太忙时,甚至没时间吃饭、睡觉,没时间上厕所,把分分秒秒都搭上了。心里想的就是干活干活和之后得到的钱。他将所有钱都往家里寄,自己每顿却吃着咸菜白饭,抽最黑的生切烟。然而,他毕竟不是铁打的汉子,终于在一个上午,在厂里搬运配件时因疲劳过度晕倒,货物把腿骨压断了。躺在手术台时,他记起工友说他的话:你这实在是揾命去搏呀!

  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城市的发展已使登峰下塘这个闹市中的乡村今非昔比。在原来的农田上,市科技情报大楼、市儿童活动中心、广州大学群楼以及成片的居民楼宇拔地而起。在这片新的石屎森林中央的一块“盆地”上,却有一片用破旧铁皮搭的窝棚,低矮密实如一个个“铁笼”,楼宇的建设者们就蜗居在这里。

  附近大楼的生活污水在“铁笼”旁边潺潺而流,给本来就散发阵阵霉味的屋内添加上一种浓浓的味料。一个不到80平方米的空间,一半做几十人的宿舍和大米杂物货仓,一半是工场。农民工白天在附近兴建大楼,晚上回到这里,胡乱往被铺里一倒,便呼呼大睡去了。夜里是老鼠和蚊虫的世界,老鼠光顾完大米,就在烂板、烂鞋、垃圾和安全帽中追逐嬉戏,甚至与他们在被窝里做伴。屋旁是厨房,中午和傍晚,不管烈日寒潮,他们或蹲在门口,或坐在废旧模板上,手捧一盒盒极简单的饭菜,生命就这样消耗了补给,补给了又消耗。

  晚上算是他们的快乐时光。昏黄的灯下,他们坐在床沿,一支老旧的大竹筒水烟轮流抽,烟雾中说着哪个乡里又发了的传闻,说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事,谈论着街道上的时髦女人,眼里充满希冀。屋角有人下棋,高喊着“将军”,兴奋得涨红了脸,有人在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人索性三五成群到附近人家的窗前檐下看电视,或者集体逛街去。

  市建二公司第一工程处700多名建筑工人中有600多个农民工,是当年广州文化假日酒店的当然缔造者。他们每月领140元的工资,一天干12小时。住在兴建中酒店主体偌大的地下室。潮湿、黑暗、污浊、邋遢。床底下常常积水5寸,夜里上厕所,常常要在水里摸鞋。

  夜里九点,农民工们开始从几十米高的工地分批下来,他们扔下沾满污泥汗水的工装,提着锈蚀的铁桶,走进每日必到的乐园———一间40平方米的简易冲凉房。冲凉房里没有灯,却异常热闹,哗哗的水声,嘭嘭的铁桶碰击声,嗡嗡的人声,还夹杂着流行歌声,黑暗中汇成一支杂乱而欢快的奏鸣曲。黑暗中,无数躯体赤条条地拥挤一起,像一群舞动的蛟龙,又像一堆蠕动的白蛇。下来便是例行的夜宵,民工们照例一顿狼呑虎咽,然后一头钻进地下室那永远不去清洗、满是污渍、发着异味的被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他们睡得很香,他们的身体从来没有毛病。有人说,他们吃的是草,但挤的却是奶啊!

  当年市劳动局一名处长问一家棉纺厂的劳资科长:假如国家不让使用农民工,你们厂怎么办?科长回答得十分干脆:我们厂头一个关门。科长说出了当时不少广州企业的真实情形。

  第一代农民工为广州改革开放早期的建设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这座城市创造出巨大价值。其群像已深深驻留在广州人的脑海里,雕刻在广州城市建设的丰碑上。他们的付出和给予,其实已超越一个城市和地区,超越物质意义,成为历史符号和时代印记。这也是今天广州为什么要建立农民工博物馆的意义所在。

  当年几十万农民工涌入广州,这支劳动大军与流动人口汇成的巨流,达百万之众,相当于增加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量,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当年的广州,显然还未准备好,在收获硕果的同时她步履维艰,同样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基础设施、公共交通、供水、供电、能源、粮食、蔬菜、副食品等投入迅猛增长。广州动员了所能动员的一切,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她犹如一辆超载的货车,在倾斜坎坷的山道上爬行,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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